死去。因此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证明我没有死，也不会死，死亡不会降临于我，那么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而如果我死去了，则证明樊於期那一剑砍得正准，而因为那一剑砍得正准，所以我就无法再活着。既然不再活着，自然也就不会感受到活着时候才有的恐惧和痛苦。因此，死亡一旦降临，我也就将不再存在，于是更加不用为了死亡而担忧害怕。由是言之：神不足惧，死不足忧，祸苦易忍，福乐易求。

　　再说樊於期虽然成功逃脱，却将华阳太后的手令留在了咸阳宫内。不消说，这个手令在第一时间里被秘密交到了嬴政的手上。嬴政看着手令上华阳太后的笔迹以及印玺，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，而他抖动的双手，则泄露出他内心强烈的紧张和愤怒。这张手令，彻底暴露了华阳太后的立场，乃至整个宗室的立场：他们支持成蟜，反对嬴政。

　　这个手令，只是轻轻的几片竹简，在嬴政手中却显得沉重无比。这轻轻的几片竹简，意味着整个宗室的背叛。

　　4、家族记忆

　　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既然是统治着秦国的王，就早应该有了随时迎接谋反的心理准备。然而，面对宗室的背叛，嬴政却无法做到平常心，他有着双倍的愤怒。即，作为秦王的愤怒，以及作为嬴政的愤怒。前者的愤怒不难想见，后者的愤怒，则在于他被整个嬴氏家族抛弃，他成了一个被驱逐的外人。

　　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日，家族的凝聚力已然瓦解，家族的观念也正在逐渐消失（请注意家族和家庭的区别）。作为现代人，已从家族中解放出来，摆脱了家族的压力和桎梏，却也放弃了家族的温暖和荣耀。参天之树，必有其根；怀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而当这个根源被抛于身后，人于是开始了流浪，漂泊在祖先曾经耕耘和生活的土地，却再也觅不到故乡。

　　古人云：人困则返本，穷则告亲。或许，中国人骨子里本不信仰任何宗教，有的只是对祖宗的崇拜。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的儒家学说，并不能算是宗教，其中的厚古薄今、慎终追远之说，便是一种精神上的返祖现象。求天告地，祈神祷仙，固然是必备功课，但天地神仙为大家公有，并不会专为一人赐福，是以还不如求祖宗保佑，毕竟天地远而祖宗亲。

　　但凡去过一些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，总会发现，宗祠一定是村落中最高大最宏伟的建筑。这就好比在基督教徒乃至伊斯兰教徒聚集的城镇，最辉煌最美丽的建筑一定是教堂。不为别的，因为无论宗祠还是教堂，都是存放信仰的地方。反观今天的城市，最奢华的却一般都是银行。当然，对许多人来说，银行里面所存放的，也正是他们的信仰。

　　我们在老电影里时常可见这样的场景：战士经过了万千险阻，终于和大部队会合了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兴奋地说：“终于找到组织了。”古人不用找，家族就是他们的组织。这种同祖同宗的归属感和安感，是无可替代的。

　　倾国与倾城，佳人难再得。同样，倾国与倾城，家人难再得。家人，不可再生之资源。灾难深重、战火频仍的中国，断裂了多少家族的记忆。生而为人，或能上溯十代二十代，而更为遥远的祖先，却已不能知道，他们身上的故事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都已永归于尘土。

　　时常有人言说，对国人之人性了解最为透彻的，首推鲁迅先生。在我看来，为鲁迅先生所特加关注的，乃是国人人性中阴暗卑微的一面，先生身逢乱世，不得不持此以为敲打警醒。而为孔老夫子关注的，却是国人人性中明亮光辉的一面。一本论语，时隔千年，却仍能让人从中读出自豪，读出幸福。夫子可谓知国人也，正因有此自信，所以子曰：“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倘以二十多年为一世的话，从孔子到今天差不多刚好百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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