算,对于小手工业者则是四缗出一算,此外私人拥有的车船,也要按数量、尺寸抽算。
“是以富户皆隐匿其财,导致‘告缗令’出,隐财者戍边,告发者可得其半,于是告密之风大行,商贾之家多破。这是涸泽而渔之策,短期内可聚敛大笔财富,却不利于商业之繁荣。若商不兴,如树木无叶,岂能长活啊?
“我今财用虽不足,却不重商税,且使商贾于流通时得利始征,无利不征,前此聚敛之财,也不强取……”
裴该这是在一定程度上,保障了私有财产的安全,而不象汉武帝似的,因财征税,也不管你这财产是好来的,是坏来的,是短期聚敛的,还是数代积聚的,全都一刀切,那自然会引发无穷的阻力。而且这也使得工商业者不敢扩大生产规模,所得利润宁肯吃穿浪费掉,更不肯置换成车、船等运输工具。
“如此一来,有若农赋,丰年不加,平年不减,歉年可免,人乃乐于经商、作工,而其获利厚,国家赋税也丰,公私两便。且我与商者官,仍使为商,与工人官,仍使作工,不使牧民,又何来刻剥百姓之虞啊?”
当然啦,这只是目前的状况,裴该是很想找机会把一两名成功的商人安插进自己幕府中去,专门负责制定商业政策的,就好比汉武帝朝的孔仅、桑弘羊等人那样。但他也知道时机未到,光给工商业者空头吏职,就已经引发很大的阻力了,他又不是汉武帝那样一言九鼎的皇帝,还不可能彻底改变哪怕只是一两名工商业者的地位。
再者说了,武帝时儒家才刚抬头,还没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,直到汉宣帝,都还说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”呢,如今可是经汉元、新莽、光武等数十代的哄抬,儒学已成主流,轻易摇撼不得了。
裴该说了一大套话,终归是需要喘口气的,隗瑾这才得以插进话去,说:“商贾之利甚厚,若不加以抑制,反而重视,诚恐农人皆将释耒耜而逐商利,难免摇动根本……”
裴该笑问道:“卿以为,商贾之利几倍?”
这个问题笼统得有点儿没道理,隗瑾因此愣了一下,裴该趁机就说了:“耕田之利十倍,商贾之利百倍,立主定国之利则无数倍,难道农夫都将释其耒耜,商贾都将倾其珠玉,去立主定国不成吗?”
这几倍几倍的说法,原本出自吕不韦,他这么跟自家老爹一商量,立主定国之利无数倍啊,当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——裴该的意思,象吕不韦这样的商人,世间能有几个?
“非其不知利厚也,但利益愈厚,风险便愈大,普通农夫,安能为之?人之秉赋有差,所适合之业不同,即我重商,亦不轻农,何至于望风而转业啊?固然,人往往惯见成功,而不见失败,若乡里有因商致富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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